秋天的狂想

前天看网上新闻，说blogchina出现问题了，员工只剩40多人，从它去年以来的表现就应该看出端倪，看来选blog网站也要看运气啊，可惜我从04年在这里一点一点写到现在。

虽然这是中国最早做blog的网站，但是经营不善还是被挤兑了，什么行业发展到最后还是垄断，要么是良性循环，要么是恶性循环。

我决定去sina，到底是大店。

备份。

    半个世纪以来，“鲁学”一直享有“显学”的至高学术地位。但是在作为显学的鲁学研究中，却很少涉及鲁迅的经济生活背景。文化人一向出于清高“耻言钱”、或出于隐私“讳言钱”，然而他们内心，大都懂得钱的重要性。
　　我持续20多年的研究阐明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鲁迅的稳定收入，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在法西斯文化围剿中，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这使鲁迅永远成为文化人的榜样。
　　经济自立，是鲁迅坚持“韧性战斗”的基础。离开了钱的鲁迅，不是完整的鲁迅、更不是真正的鲁迅。

　　从小就在语文课上学习鲁迅。老师说：“鲁迅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在青少年心目中，他身着朴素的中式长衫，再冷的冬天也不戴手套、围巾，一年四季穿一双黑帆布面胶底鞋。乱蓬蓬头发很长也不剃。听老师说，国际友人史沫特莱邀请鲁迅在大饭店赴宴，西崽竟然看鲁迅衣衫朴素而不准他进门！许多回忆录记载：鲁迅虽然生活简朴，却节省很多钱支援革命。
　　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25岁的我，从中国科学院被押送到劳改农场。不发工资，每月仅15元人民币的最低生活费。身披无产者的劳动服、头戴资修反的“帽子”。人拉犁、扛石料，干牛马活、吃猪狗食之余，还是改不掉老九的臭毛病，一休息瞪着双眼就想看书。当时只准学“马恩列斯毛林江”。幸好农场还有一套《鲁迅全集》，这是作为革命文献发下来给群众轮流自学的。
　　我这个“专政对象”，当然在传阅“革命文献”方面最靠边站。《鲁迅全集》前几卷精彩的部分，如《呐喊》、《仿徨》等，都被“内部矛盾处理”的别人抢去看了，连《两地书》、《集外集拾遗》都轮不到我，读书预备队排得挺长挺长……，只有那上下两册簇新精装的《鲁迅日记（1912—1936）》谁都翻了翻也不愿过目，扔在角落里。好罢，我就在冷而又冷的角落，自学这冷而又冷的《鲁迅日记》罢。沉沉的两大本，厚厚的千余页。那是多么枯燥、琐碎、繁复、乏味的流水帐啊！记得鲁迅自己描述过：

　　“我的日记……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圆……尤其是……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几成几了，零零星星，总是记不清楚，必须有一笔帐，以便检查……”
　　但是，旗手的帐，总不能算作“变天帐”罢。
　　百无聊赖之际想：好罢，我正好是学数学出身的，就来查查鲁迅的帐罢。“中国文化人经济状况”的自选研究课题，原来是这样开始的。
　　首先注意到鲁迅每年都买很多很多书，每年日记后面都专门附有一篇长长的“书帐”。从1912年5月鲁迅抵达北京，到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病逝，在24年零5个月的漫长岁月里，鲁迅一共记载了25篇书帐（每本日记一篇），共计购书9600册，古碑、刻石、画像等拓片6900张，真是洋洋大观！一看书名就像翻开菜谱一样：那都是很好的书，其中有许多很珍贵的书！这是我最羡慕的！

 
　　鲁迅爱逛琉璃厂、淘古物字画，爱吃馆子、摆酒席，孝敬老母，资助亲友，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时就雇佣女工和车夫；后期在上海住大陆新村三层楼房，他和许广平、幼子海婴三人更雇有两个女佣，晚年经常带全家乘出租车看电影、兜风、赴宴席……。但那么大的开销，需要多少钱啊？

　　中国文化人，一向出于清高“耻言钱”、或出于隐私“讳言钱”，然而我在牛棚里，没有钱，才懂得钱的重要性。鲁迅1923年曾向我们的祖父母一辈人（那时都是莘莘学子）作过“娜拉走后怎样”的报告。一针见血挑明——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鲁迅全集》第1卷第161页）
　　那么鲁迅一生究竟挣了多少钱呢？没有人精确统计过。太费事了！只有像我这样的傻瓜，才干这样的傻事。我庆幸“十年浩劫”没有白过，收获之一就是算清了鲁迅24年零8000多天的帐。他的钱来自下列四方面：　　（1）公务员收入
　　民国一成立，鲁迅就应蔡元培之召，担任教育部公务员，时间长达14多年；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正式职业。他的名义收入如下——
　　1912年5—7月，每月津贴60银洋；8—9月，每月“半俸”125银洋；10月后定薪俸220银洋；
　　1913年2月后薪俸240银洋，12月后仅有九成即216银洋；
　　1914年8月薪俸增为280银洋；
　　1916年3月后增为300银洋。
　　1924年1月（民国十三年一月）重缮之《社会教育司职员表》载有周树人应得四等三级“年功加俸”（每年加薪）360银洋。但是20年代以后教育部经常拖欠，实发2／3即平均月付200银洋左右。
　　（2）教学收入
　　五四运动以后鲁迅除了供职教育部以外，还先后在北京八所学校兼课，时间长达六年（1920—1926）。1920年8月接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请，兼任北大国文系讲师，同时又兼任高等师范学校（后为北京师范大学）讲师，每周各一小时，讲授《中国小说史》月薪各18圆，共36大洋。鲁迅兼职的其他六所学校是：世界语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5圆）、女子师范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3圆5角），中国大学（1925年，月薪10圆）；黎明高中（1925年，月薪6圆），大中公学（短期），另有一处“集成国际语”学校是义务讲课。
　　但当时北京各校经常拖欠薪金。从1921年4月以后《鲁迅日记》才有“往高师校（北京高等师范）取薪水”的记录，9月以后才有“往（北京）大学取薪水”的记录。1921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52圆（并非全部）；1922年日记缺失；1923年《日记》载收入讲课费129圆。1924年《日记》载收入讲课费808.5圆；1925年《日记》载收入讲课费728.3圆。其间他去西安讲学一个星期，得讲学费300圆大洋。
　　1924年在鲁迅的经济生活中是一个转折点，他的年收入构成中，第一次出现了本职收入（教育部薪水）少于业余收入（讲课费及稿酬、版税）的情况。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占59％，超过一半；而本职收入仅占41％，也就是不到一半。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由林语堂推荐专任厦大国学院研究教授，月薪国币400圆；
　　1927年2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受聘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国币500圆。
　　（3）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收入
　　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四年又一月中，由蔡元培推荐，鲁迅受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圆大洋（1929年1月起《鲁迅日记》中改称为“教育部编译费”，实质上是一回事）。由大学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计14　700圆大洋，折合黄金490两。
　　（4）写作、翻译和编辑收入
　　1907—1908年曾有《人之历史》等多篇论文在东京《河南》杂志发表，稿酬约为千字2银圆大洋，共约得100银圆；他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翻译外国小说也得到大约200银圆左右的稿酬，主要贴补家用。
　　但是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诗歌、论文、杂感，都是不计稿酬的无私奉献（详见下文）。到1923年他的日记中才开始有收入稿酬的记载。
　　后期鲁迅在上海生活，“卖文为生”也就是作为自由职业者，依靠版税、稿酬和编辑费。一开始北新书局每月支付给鲁迅的版税是国币100圆和《奔流》杂志编辑费100圆；他在报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每千字5—15圆，鲁迅每月收入至少500圆，生活比在北京时宽裕得多。但是北新书局经理克扣大笔版税，1929年8月鲁迅找律师与之谈判，维护了自己的著作权，索回两万多圆应得版税（详见后文）。

 
　　到1932年“大学院”津贴撤销以后，版税和稿酬成为鲁迅主要经济来源。
　　我统计的结果：1912年春—1926年夏鲁迅在北京期间，共收入银洋大约41000圆（1922年日记残缺、为估计数）月平均245圆；
　　1926年夏—1927年秋鲁迅在厦门和广州期间整一年，共收入教学费国币5000圆，月平均417圆；
　　1927年秋—1936年在上海期间他共收入国币（法币）75278元4角1分，月平均697圆。
　　那么，按照实际购买力计算，鲁迅24年的收入相当于今天人民币多少钱呢？根据历史资料换算，1912年一块银洋约合今人民币40元，1927年1圆“国币”约合人民币35元；1936年1圆法币约合今人民币30元。
　　也就是说：
　　鲁迅前期（北京时期）是以公务员职业为主，14年的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164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9000多元；
　　中间（厦门广州时期）1年专任大学教授，年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17.5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1.4万多元；
　　后期（上海时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份，9年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226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两万元以上。

　　若不计入1922年的收入（日记缺失）则23年间共收入119　873.3圆，相当于今人民币408万元以上。
　　从公务员到自由撰稿人，他完全依靠自己挣来足够的钱，超越了“官”的威势、摆脱了“商”的羁绊。值得注意的是，他作为自由撰稿人的年收入，超过他作为公务员年收入的两倍。
　　钱，是他坚持“韧性战斗”的经济基础。鲁迅为了写作、译述、教学、研究等购置的图书就达到1.6万多册（幅），24年中共计耗资1.3万多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50万元人民币，占他总收入的1／9左右。……然而，他有了那么多的金钱之后，却丝毫不为金钱所动，而始终保持勤俭奋斗的本色。
　　我在牛棚里算清了鲁迅一生的经济帐目，才睁开眼睛看清：离开了钱的鲁迅，不是完整的鲁迅、更不是真正的鲁迅。
　　多少夜晚在牛棚暗淡的灯光下，透过一千多页密密麻麻的银钱帐目的算草，我解读了鲁迅和钱的纽带。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鲁迅以他的脑力劳动所得，总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408万元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中间阶层”即社会中坚。他受之无愧。
　　从“而立之年”以后的24年间，鲁迅平均每年相当于今17万元人民币、每月9000—20000元人民币的收入，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在残酷无情的法西斯文化围剿之中，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这使他永远成为文化人的榜样。

（来源：新浪网　摘自：《何以为生：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

今天突然想起来了，补记。

我这个人一向迟钝，所以对师大的严重不满产生于生活在师大的最后一夜。

不知道有多少兄弟姐妹还记得，那天晚上，a座和b座（我都记不清是b还是c了，记不得我住几座几零几了，我原来寝室的电话号码也记不得了，真恐怖）突然开始有人两楼相望大声唱歌。在我的记忆里，毕业了，怀着对校园生活和数年同窗的依依不舍，对未来生活的踌躇满志或者忐忑不安，男生不喝醉一次，女生不痛哭一场，男生女生不一起大声唱校园歌曲，那校园生活应该要判不美满。

刚唱了不到两分钟，楼下出现了保安和校团委、学生处之类的所谓老师或者辅导员。他们拿着扩音器喊话：请同学们自觉，不要扰乱校园秩序，影响其他同学休息。其实当时作为没有唱歌，只是在窗旁听的“同学们之一”的我并不想休息，觉得一边听他们唱歌，一边收拾行李，很好。隔壁有个女孩喊到：“老师，让我们唱吧，一辈子也就这么一次啦！”忍俊不禁。可是老师来得更多了，紧张程度十分让人不解，并且开始威胁要上楼抓人。唱歌活动就这样被压下去了，大家都很扫兴。第二天就各奔东西了。我甚至怀疑，如果将来有人对师大学习生活没有留恋之情，就要怪罪于学校没有让我们在最后一夜大声唱歌。

现在突然明白了，是学校害怕唱歌最后发展成闹事。我们是没经验的，不过学校老师一届一届的却是有经验的。赞经验丰富。师大是最有规矩的学校了，等级秩序也最讲究，校训说，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愿望是好的，但一直这样端着，容易变态。师大出来的好学生再去教书育人，教育也就是理所当然地应该是目前这个样子了。

我妈说，要不你回家算了，家里挺好的，什么都有，也不累。

我认真考虑了一下，然后说，天生丽质难自弃。

我妈笑到癫。

这个blog经常性地打不开，真闹心，想换个地儿……

今天是2008年的倒数第三天，先预祝大家2009年万事顺意！

祝自己重新振作，多多挣钱！

祝父母身体健康，少管我闲事！

祝某人papers 又多又牛，尽快找到理想工作！

下午快下班，某局某司机，歪歪斜斜地走进来，问我，你有事吗？帮我写个论文吧。扔过来一张报纸，上面有个标题，就这样的啦。

多少字？5千就行。什么时候要？明天。倒吸一口气，明天下班？晚了点，明天中午吧。

歪歪斜斜走掉了。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同事或者同事的女友、老婆读成人本、在职研的，都跑来管我要论文。中文系的还好了，找一篇以前的了事。偏偏什么行政管理、经济财政都来找我，还要得特别急。有没有搞错，我们本科毕业论文至少花三个月，研究生论文至少花半年啦！明天中午……那只好网上down一篇了，反正他的学费交够了，老师还管什么论文呢。学位不值钱了，就值个两三万吧。

　　二十年多前，我是一名牙科医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手握钢钳，每天拨牙长达八个小时。
　　在我们中国的过去，牙医是属于跑江湖一类，通常和理发的或者修鞋的为伍，在繁华的街区撑开一把油布雨伞，将钳子、锤子等器械在桌上一字排开，同时也将以往拨下的牙齿一字排开，以此招徕顾客。这样的牙医都是独自一人，不需要助手，和修鞋匠一样挑着一付担子游走四方。
　　我是他们的继承者。虽然我在属于国家的医院里工作，但是我的前辈们都是从油布雨伞下走进医院的楼房，没有一个来自医学院。我所在的医院以拨牙为主，只有二十来人，因牙疼难忍前来治病的人都把我们的医院叫成“牙齿店”，很少有人认为我们是一家医院。与牙科医生这个现在已经知识分子化的职业相比，我觉得自己其实是一名店员。
　　我就是那时候开始写作的。我在“牙齿店”干了五年，观看了数以万计的张开的嘴巴，我感到无聊之极，我倒是知道了世界上什么地方最没有风景，就是在嘴巴里。当时，我经站在临街的窗前，看到在文化馆工作的人整日在大街上游手好闲地走来走去，心里十分羡慕。有一次我问一位在文化馆工作的人，问他为什么经常在大街上游玩？他告诉我：这就是他的工作。我心想这样的工作我也喜欢。于是我决定写作，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入文化馆。当时进入文化馆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学会作曲；二是学会绘画；三就是写作。对我来说，作曲和绘画太难了，而写作只要认识汉字就行，我只能写作了。
　　在1983年11月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一家文学杂志让我去北京修改我的小说。当我从北京改完小说回家时，我才知道我们小小的县城轰动了，我是我们县里历史上第一个去北京改稿的人。我们县里的官员认为我是一个人材，他们说不能再让我拔牙了，说应该让我去文化馆工作。就这样我进了文化馆。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个人是没有权利寻找自己的工作，工作都是国家分配的。我从医院到文化馆工作时，我的调动文件上盖了十多个大红印章。我第一天到文化馆上班时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结果我发现自己竟然是第一个来上班的，我心想这地方来对了。
　　这几年很多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要放弃富有的牙医工作去从事贫穷的写作？他们不知道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做一名医生不会比一名工人富有，那时候的医生都是穷光蛋，拿着国家规定的薪水。所以我放弃牙医工作去文化馆上班，没有任何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压力，恰恰相反，我幸福的差不多要从睡梦里笑醒，因为我从一个每天都要勤奋工作的穷光蛋变成了一个每天都在游玩的穷光蛋，虽然都是穷光蛋，可是文化馆里的是个自由自在和幸福的穷光蛋。我几乎每天都要睡到中午，然后在街上到处游荡，实在找不到什么人陪我玩了，我就回家开始写作。到了1993年，我觉得能够用写作养活自己时，我就辞去了这份世界上最自由的工作，定居北京开始更自由的生活。
　　现在，我已经有二十年的写作历史了。二十年的漫漫长夜和那些晴朗或者阴沉的白昼过去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离开写作了。写作唤醒了我生活中无数的欲望，这样的欲望在我过去生活里曾经有过或者根本没有，曾经实现过或者根本无法实现。我的写作使它们聚集到了一起，在虚构的现实里成为合法。二十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写作已经建立了现实经历之外的一条人生道路，它和我现实的人生之路同时出发，并肩而行，有时交叉到了一起，有时又天各一方。因此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当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欲望，在虚构生活里纷纷得到实现时，我就会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来。写作使我拥有了两个人生，现实的和虚构的，它们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当一个强大起来时，另一个必然会衰落下去。于是当我现实的人生越来越平乏时，我虚构的人生已经异常丰富了。
　　我知道阅读别人的作品会影响自己，后来发现自己写下的人物也会影响我的人生态度。写作确实会改变一个人，会将一个刚强的人变得眼泪汪汪，会将一个果断的人变得犹豫不决，会将一个勇敢的人变得胆小怕事，最后就是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个作家。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贬低写作，恰恰是为了要说明文学或者说是写作对于一个人的重要，当作家变得越来越警觉的同时，他的心灵也会经常地感到柔弱无援。他会发现自己深陷其中的世界与四周的现实若即若离，而且还会格格不入。然后他就发现自己已经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准则，或者说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他感到自己的灵魂具有了无孔不入的本领，他的内心已经变得异常的丰富。这样的丰富就是来自于长时间的写作，来自于身体肌肉衰退后警觉和智慧的茁壮成长，而且这丰富总是容易受到伤害。
　　二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文学里，生活在那些转瞬即逝的意象和活生生的对白里，生活在那些妙不可言同时又真实可信的描写里……生活在很多伟大作家的叙述里，也生活在自己的叙述里。我相信文学是由那些柔弱同时又是无比丰富和敏感的心灵创造的，让我们心领神会和激动失眠，让我们远隔千里仍然互相热爱，让我们生离死别后还是互相热爱。

附录：WHY I WRITE
    
            Yu Hua

　　　Twenty years ago, I was a dentist in a little town in southern China.  Forceps in hand, I extracted teeth for up to eight hours a day.
　　　In China in the olden days, dentists were in the much the same line of work as itinerant street-performers, more or less on a par with barbers or cobblers.  In some bustling neighborhood they would unfurl an oilskin umbrella and spread out on a table their forceps, mallets, and the other tools of their trade, along with teeth that they had extracted in the past, as a way of attracting customers.  Dentists in those days operated as one-man bands, and they needed no helper.  Like traveling shoe-repairers, they would wander from place to place, shouldering their load on a carrying pole.
　　　I was their successor.  Although I worked in a state-run clinic, my most senior colleagues had all simply switched from plying their trade under an umbrella to being employed in a two-storey clinic—not one of them had attended medical school.  At the clinic where I worked, tooth extractions were the main order of business.  There were only about twenty of us.  The people who suffered from such acute toothache that they came to us for treatment called our clinic the “tooth shop,” and it was very rare for anyone to think of it as a healthcare facility.  Compared to the career of a dental physician, already such a respectable profession, I felt that I was no more than a shop worker.
　　　It was during this period that I began to write.  By that time I had worked for five years in the “tooth shop,” and had been given a grandstand view of thousands of gaping mouths.  I was bored out of my mind.  All I knew was, there was one place where you were guaranteed to find the world’s least attractive scenery, and that was inside the human mouth.  I would often stand by a window overlooking the street, and when I saw people from the cultural bureau loafing about on the boulevard at all hours of the day, I was green with envy.  Once I asked someone from the cultural bureau, why did he spend so much time strolling around on the boulevard?  He told me that this was his job.  I thought to myself: that’s the kind of work I would like to do.  So that’s when I decided to write, hoping that one day I would be able to join the cultural bureau.  At the time there only three routes of access to the cultural bureau: you could be a composer, you could be a painter, or you could be a writer.  Composing music and painting pictures were out of my league, while writing just required knowledge of Chinese characters, so for me it was the only option.
　　　One afternoon in November 1983, I received a long-distance telephone call from Beijing.  A literary journal asked me to go to Beijing to revise one of my stories for publication.  When I returned home later after making the revisions in Beijing, I became aware that our little county town was all in a ti, for I was the first person in the history of our district to have been summoned to Beijing to make revisions in a manuscript.  The local officials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 must be some kind of genius, and they said that they could not hav me go on extracting teeth, but should put me to work in the cultural bureau.  That’s how I gained entry to the cultural bureau.  In China in the early 1980s, people were not entitled to look for a job themselves: all employment was assigned by the state.  When I moved from the clinic to the cultural bureau, my transfer authorization was stamped with big red seals of approval, a dozen or so in all.  At my first day of work at the cultural bureau, I made a point of showing up two hours late, only to discover that I was the first to arrive.  I knew then that this was just the place for me.
　　　In recent years friends from abroad have often asked me why I abandoned the profitable world of dentistry for the paltry remuneration of a writer.  What they don’t realize is that in China in the 1980s a dentist was paid no more than a factory worker.  Medical staff in those days were all as poor as paupers, depending solely on a salary that was dictated by the state.  So when I forsook the dental clinic for my job at the cultural bureau, I did not feel the slightest economic or psychological pressures.  Quite the contrary.  I was so happy that I would practically wake up with a smile on my face, because I had changed from being a pauper mired in drudgery to being a pauper who spent his day having a good time.  Although I was a pauper just the same, at least in the cultural bureau I enjoyed a life of carefree leisure.  Almost every day I would sleep till noon, then saunter all over town, and when I ran out of people who could keep me company, that’s when I would go home and start to write.  In 1993, when I felt I was capable of supporting myself with my writing, I gave up this wonderfully unstructured job, took up residence in Beijing and began a life that was even less regimented.
　　　By now I have been writing for twenty years.  After twenty years of long, long nights and clear or cloudy days, I have discovered that there is no way I could now separate myself from my writing.  Writing has stirred within me countless desires—desires that I have experienced in my past life or desires that I have never had at all, desires that I have attained or desires that are totally unattainable.  My writing has gathered them all in one place, and in the reality of the imagination they acquire legitimacy.  After twenty years, what I have found is that my writing has forged a path through life, a path that lies beyond real lived experience.  It began its journey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path I have taken in my own life, and the two follow a parallel course.  Sometimes the paths intersect, while at other times they go in entirely opposite directions.  This is why, more and more, I believe in the truth of the saying that writing is good for the health.  When desires that are unattainable in real life one after another find fulfillment in the life of the imagination, I feel that my own existence is in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more complete.  Writing enables me to claim ownership of two lives, one imaginary, and one real,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s like that between sickness and health: when one is strong, the other is bound to fall into decline.  So as my real life becomes more routine, my imaginary life is brimming with incident.
　　　I knew that reading other people’s works would have an effect on me, and what I realized later on is that the characters that appear in my own works also influence my attitude to life.  Writing can truly change a person: it can make a strong man tearful, or render a resolute person indecisive, or it can convert a bold man into a timid and apprehensive creature.  Its effect, ultimately, is to transform a living person into a writer.  My point is not to denigrate writing, but rather to show how important to an individual is literature, is writing.  At the very moment when a writer’s senses become more and more alert, his inner self may often feel weak and helpless.  He finds that the world in which he has become so deeply immersed is at some remove from the reality that surrounds him, and may even be incompatible with it.  Then he discovers that the norms he has come to internalize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other people:  they are entirely a product of his own understanding, his own judgments.  He feels that his soul possesses a capacity to penetrate any barrier, and his inner world becomes a land of plenty.  Its abundance derives from a sustained immer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wisdom and observational powers that develop fully in the wake of a physical decline.  It is a fragile resource.
　　　For twenty years now I have been living inside literature, inside fleeting images and vibrant dialogues, inside descriptions that are compelling and utterly convincing, inside the narratives of many great writers, and inside narratives of my own.  I believe that literature is created by human souls, and weak as these souls may be, they are also incomparably fertile and sensitive.  They enable us to understand things intuitively, and they stir us so deeply that we cannot sleep.  They make us identify with people from whom we are thousands of miles apart, they make us care about those from whom we are separated in life, or separated by death. 

28，28，多希望是二八一十六的二八，而不是二十加八。

烦死了！

金融风暴搞得人心惶惶，不过这两天昌平人民倒是欢天喜地，因为政府四万亿的投资，昌平人民也分到了一壶，原来不知道到底啥时候才能建好的昌平线地铁马上就要动工了。这几天，我们单位的昌平人民可高兴了，不少人都是农村还有田有地的，到处打听着能不能赶上拆迁，要是能赶上，就赶紧回家在地上盖房子，争取更多拆迁费。地铁不可能经过的，也自我安慰着，地铁都过来了，房价还不得涨？房价一涨，开发商还不得过来盖房子?拆迁，那是早晚的事……

据说全国各地都在北京等着分蛋糕，由此看来，这4万个亿也能上许多人获益。

其实大形势只是一个统计数据，不管形势多么差，总有人能够找到发展自我的路。看上去似乎应该眼光四路，耳听八方，不断寻找新的机遇，才能赢得成功，可是有人死守着自己一方天地，仔细耕耘，也常常出现时来运转。毕竟地球是圆的，山水是轮流转的，价格是守着价值上下波动的，社会是螺旋式迂回前进的……